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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军
⊙韩主编
“过去两年，中国的社会融资或信贷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这显然与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有关，是‘去杠杆化’的正常结果。”昨日，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王旺智库主办的“2019中国新金融峰会论坛”上表示。
于学军表示，如此明显的融资结构变化给不同的融资主体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对地方政府而言，虽然总体负债有限，但增加普通债券和特殊债券的发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
企业融资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于学军表示，对于一些高质量、高评级的企业，银行趋之若鹜，随着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展，这些企业的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利率也越来越低。特别是在一些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大量银行贷款已经偿还。
“然而，一些评级较低的企业仍面临融资困难，一些企业正在苦苦挣扎。中小企业和实体“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的原因是无止境的，与这种情况有关。”于学军直言不讳地说道。
于学军进一步分析，近两年来，在整个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中，人民币贷款和债券市场的融资比例明显上升，而其他项目的融资比例下降。这种结构性变化有利于融资主体在债券市场容易获得贷款或发行债券，更容易获得资金；然而，对于难以获得贷款和无力偿还债务的企业来说，融资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
“在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确实有必要防范货币信贷过度紧缩的现象，或者也叫局部信贷紧缩。”于学军直言不讳地说道。
基于此，于学军强调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首先，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松和利率下调并不意味着社会融资环境宽松，而是取决于能否有效传导。他指出，不能因为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宽松，就认为社会的流动性也宽松。
第二，实体经济的困难是由于实体企业业绩不佳、盈利能力下降和风险上升造成的融资困难和融资昂贵。还是因为融资环境的收缩，实体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实体企业经济中的所有困难都不能归咎于融资问题。
